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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诺族的大鼓神话中，女神不仅创造了人类，更在滔天洪水中以大鼓救下祖先。 可以说，从一开始， 大鼓就承载着“拯救”与“重生”的象征意义，既是神性的延续，也是一种文化记忆的容器。 然而，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，这件原本出自女神之手的“圣物”，却逐渐演变为一件女性不可触碰的禁忌之器。 大鼓成为男性仪式的象征，女性被排除在其神圣性之外，身体与仪式之间的界限，被以性别之名划定。 直到1983年，何桂英，作为一个基诺族普通女性，悄悄敲响了那面“沉默的鼓”。 这一击，不只是声音的回响，更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。 她打破了“女性不得敲鼓”的族规禁忌，既是对传统性别秩序的挑战，也是一场具身行动的反叛。 她不仅敲响了大鼓，更重构了动作：赋予鼓击以新的身体语言与美学形式。 这种“动作的再造”，恰恰是对女性身体能动性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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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良知学的展开，可以看到宋明理学是如何在明末走向教条和僵化的。 王龙溪以“四无说”，将良知定义为“无之体”， 通过吸收佛教的空、无、虚，实现了理学的对象化建构。 “无”的本体论设定，虽然强调非对象化，但它实际上是通过海德格尔式的凝视，重构了新的二元性。 这种本体论，导致阳明后期走向宗教化， 也就是说，当良知神圣化为公共理性时，也就埋下了“吃人”的种子。 知行合一，强调行动溢出认知， 而良知说，简化为对本体的体认。 事实上， 儒家精神和佛学存在本质冲突，这种调和也就加重了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运动和伦理规范的空洞化。 彭国翔借助海德格尔的非对象化思维，把无的体认等同于存在论状态，实则是将生存论体验降格为本体论命题。 良知学，等同于圣人的实体化取向，这与海德格尔对此在-时间性的强调，存在根本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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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讲以康德和黑格尔为典型的观念论。 康德将实体从本体论降格为认识论的范畴，他认为实体是知性，而知性背后的物自体划定了理性的疆界。 这时候的主客关系，呈现为思维与物质体的二元对立。 但黑格尔， 通过辩证法的“实体即主体”原则，将康德的静态组合关系转化为动态生成过程。 所以，黑格尔的实体， 是主体精神的客观化，是概念的外部实存，本质是精神自我外化并扬弃外化的运动。 这种主客辩证法，消解了康德的物自体鸿沟。 当黑格尔宣称： 思想不仅是思想，同时又是事物自身本质时， 客观性（技术实践），已经彻底被观念化。 而在这种观念论传统中， 主观性，被收编为客观性自我实现的环节， 主体（概念）对客体（绝对精神）的认知，实质是绝对精神通过人类的思维来展开的。 所以，科学主义就可以被理解为： 概念主体，通过客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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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认识自己”到“关心自己”， 福柯将苏格拉底的提问诠释为治理，关心即治理，这里涉及了伦理主体的自我塑造，也就是历史实践中不断被构建的“宾我”，即作为客体的“我”。 在古希腊城邦时期， 关心自我以精神实践为核心，通过城邦治理和身体体验形成主体的反射弧。 这个时期，说真话成为暴露主我的真理显现。 然而，在基督教时期的主体发生根本倒置： 上帝被主体化为终极宾我，而内在的主我被物化。 导致舍弃自我，成为新的修持技术。 而这一转变，又与诺斯替主义被压制相关， 主体性从自我塑造，转化为对超越性权威的服从。 灵魂并非客体化的对象，而是主体在实践中的自我表征（非独立实体）。 死亡，带来的主体解体， 使得希腊人创造了阴间作为归宿，但灵魂并不承诺永生，而是和身体器官一样，随生命消逝而分解。 福柯的物质型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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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性讲清楚宋明理学。 ​ ​宋明理学，作为我国思想史的巅峰， 可以说在佛教的挑战之下，已经初步演化出了前意识形态的士大夫主体意识， 也就是社会宾我的塑造和“内圣外王”的伦理约束。 ​ 在​多方动态作用之下，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思想史的一个巅峰。 ​ ​只是没想到，这却成了现代学者绕不去的高峰。 ​ ​就看熊十力后的二代三代新儒学都在研究些神马玩意儿，套在西哲的壳子出不来，变着花样儿的重释“格物”、“心性”那一套老东西。 ​ ​不妨一点，再大胆一点，再再大胆一点， 把具身认知、赛博格、共生演化这些跨学科概念作为方式，拓宽思想的视域和效用。 ​ 结果，局限在前人的视野​里走不出来，哀哉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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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英时的《朱熹的历史世界》的启发点。 一是佛教如何通过禅宗的入世，促成了理学的诞生。 佛教僧人想通过引用儒家经典以调和儒释矛盾，宋儒士大夫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一点，通过重释四书，在相似性中强调根本差异，从而抢夺回了政治主体话语权。 二是，士大夫意识空前崛起后，通过得君行道，推动共定国事的政治文化。 “灭人欲”，成了对君王的道德约束，也成了主体宾我的塑造和支撑。 灭人欲，灭的不是自然欲望（饮食和性欲），而是过度的私欲，预则立，过则废，以道德主体的内在省察和实践为核心。 这也就是“内圣外王”的社会宾我塑造。 不过，我看书评提到， 余英时在批判南宋皇帝的反常行为时，粗暴的引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模型， 这种共时性的简化分析，将历史人物的心理抽象为普遍的生理规律，反而忽略了其心态变化的历史进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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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说宋明理学的“天理观”和西方观念论的“本体论”之间的类比和不可通约性。 类比，在古人来看，准确的是比兴，是一种不可通约的体验，《易》传统以“体验-觉察”为基底的天人感应和程颐体用不二的格物穷理，是通过对外在物理和知识的探究，反求内在心性，提升个人的修养和工夫。 西方的类比，讲究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，明确的名词分类，契合希腊传统“形式-定义”的推演逻辑，到了中世纪基督教通过全能上帝将世界彻底的客体化，从而形成主客二分的基础。 宋明理学，通过天理的综合性，回应佛教挑战，但始终以个人的伦理实践做为归宿。 而观念论则通过形式化逻辑构建主客体的客观性，比如黑格尔通过正反合的思辨运动，实现绝对精神（外部对象或最高实体）的自我复归。 这种差异，也正说明了简单的类比，形式和框架的相似，并不能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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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宋明理学对抗佛学的过程还是蛮有意思的。 唐末五代儒学衰微之际，韩愈提出“道统说”，也就是宋明理学的前身，用于对抗佛教的出世主义。 佛教这玩意儿很鸡贼，它的理论体系只悬置了空间而没有悬置时间，心性成体的概念，推动了外在的彼岸化趋势。 都是讲究出世，它和道家不同的是，道家将就逍遥游世，是个人的实践而不是体用的割裂。 佛学这一套，通过空虚等概念消解现世实在性，以神的彼岸化割裂体用，宋儒对抗的就是这种本体论框架。 面对佛教精致的哲学体系，宋儒采用了双重策略。 从欧阳修对心性的回避，到李觏的经学本体化， 再到朱熹和陆九渊，分别用格物致知和明心见性，实现“天人合一”的理论缝合。 也就是说宋儒表面是排佛，实际上儒学吸收了佛教的思辨方法，重建了一套包含宇宙论，心性论，功夫论的完整体系。 这也就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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